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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詩賦外交”中的史與情

時間:2020-05-03 14:05來源:解放日報 作者:陳成吒 點擊:
一首詩,一段史,一片情。中國寄給韓國、印度、意大利的詩文,恰似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縮影,分別代表中華文明對東亞和南亞的影響、文明古國的互通以及中歐文明交流的源遠流長,也正好代表三個歷史時期以及三種文明形態的交匯。

 


 

  中國在向其他國家捐贈防疫物資之時,一些富有文化特色的詩句也得以飛往世界各地。這也可以說是“詩賦外交”傳統的復興。其中的許多詩句,蘊含了中國與相關國家的交往歷史,也寓意了歷久而彌新的深情厚誼。

 

  肝膽每相照,冰壺映寒月

 

  中國在贈予韓國的防疫物資上貼著古代朝鮮詩人許筠的“肝膽每相照,冰壺映寒月”詩句。這首詩體現了中國與朝鮮半島的文化聯系,也表達了同舟共濟的近鄰相助之情。

  許筠,字端甫,號蛟山、惺叟、鶴山、白月居士等。在思想特點和行狀上,世人常將其比同于李贄。不過,就其家世而言,父子兄弟皆為狀元之才,可類比于宋朝的“三蘇”。

  甚至,有一點是蘇軾羨慕而不可得的。中國流傳有才女蘇小妹三戲秦觀的傳說,這可能只是一個文學演繹。而許家小妹許景樊,則是歷史上的真實人物,詩名轟動朝野,還引得世家閨秀競相臨摹。

  許筠于朝鮮宣祖二十七年廷試文科及第,官至左參贊。他著作頗豐,包括《閑情錄》《國朝詩刪》以及小說《洪吉童傳》等。《洪吉童傳》是古代朝鮮的一部諺文小說,前幾年被翻拍成電視劇。

  作為朝鮮文士,許筠先后多次訪問明朝,同時也從事接待明朝使節的外交工作。其中,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他與明朝文士吳明濟的交往。

  此次中國捐贈物資上附的就是許筠的送別詩《送參軍吳子魚大兄還大朝》:國有中外殊,人無夷夏別。落地皆弟兄,何必分楚越。肝膽每相照,冰壺映寒月。倚玉覺我穢,唾珠復君絕。方期久登龍,遽此成離訣……

  詩題里的吳子魚即吳明濟,浙江會稽人。他在萬歷年間曾作為徐觀瀾的幕僚,隨明軍入朝,幫助后者平定“壬辰倭亂”。吳明濟到朝鮮后,看到當地文學昌明,詩篇頗有不凡之處,恐其絕于戰火,便以孔子修編《詩經》自勉,開始收集修編《朝鮮詩選》。這是中國人修編的第一部朝鮮詩集,對兩國文學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。許筠就是此事的最大相助者,且受邀為該書撰寫過序文。

  史書記載,許筠與吳明濟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意。在兩人的詩文中,許筠稱吳明濟為博雅之士,吳明濟則嘆服其狀元之才。在戰火與文學齊飛的日子里,許筠與吳明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。因此,在“壬辰之亂”稍平、吳明濟歸國時,許筠為其餞行,寫下了這首名詩。

  詩中說:天穹之下,山川異域,國有中外之別,但人無華夏夷狄之分。兩國同文同種,都生活在儒家文化圈,擁有著相同的文化傳承,故沒有分別,更無隔閡。

  之后,還連續化用數個中國歷史典故。其中,“肝膽每相照,冰壺映寒月”一句即轉自漢代司馬遷《史記》“披腹心,輸肝膽”和唐代王昌齡《芙蓉樓送辛漸》“洛陽親友如相問,一片冰心在玉壺”等名句,以此表明兄弟情深。

 


 

  接下來,筆鋒一轉,感慨時光荏苒,離別之日不期而至,但天下無不散之宴席,唯有祝子魚一路平安。結尾處則表達了朝鮮局勢還未徹底轉危為安,希望子魚多向明朝天子陳情,繼續給予幫助,以及自己也將繼續勉力奮進之意。

  總體來說,此詩格律諧齊,結構起承轉合,內容典雅中正,感情真摯動人。即使放之于中華詩詞中也不遑多讓,因此明清時人選編的《列朝詩集》《明詩綜》等都收錄該詩。這也足見兩國文化交流之深、情誼之厚。

 

  尼蓮正東流,西樹幾千秋

 

  據報道,中國贈予印度的防疫物資貼有玄奘法師的詩句“尼蓮正東流,西樹幾千秋”。

  玄奘是舉世聞名的高僧、佛學家、哲學家、旅行家、翻譯家,是中印友好的化身,也是世界文化名人。他的詩賦是中印友好歷史的見證。

  關于玄奘的生平事跡,最為著名的就是前往印度取經,歸國后在唐太宗的支持下,主持佛經翻譯。玄奘雖然翻譯了諸多經典,但文學創作不多,傳世者更為稀見。

  幸運的是,人們在敦煌文獻里找到了一些材料。敦煌文書S373號中抄寫有署名為“大唐三藏”的五首詩歌,雖然關于署名所指曾引發一段學術公案,但很多人還是愿意相信這個“大唐三藏”就是玄奘法師。

  五首詩歌中,有三首是出游印度時的見聞。其中,《題尼蓮河七言》曰:尼蓮河水正東流,曾浴金人體得柔。自此更誰登彼岸,西看佛樹幾千秋。

  這首詩應該是玄奘初到尼蓮河時所作。尼蓮河現名帕爾古河,是恒河的支流。相傳,釋迦摩尼曾在此河中沐浴,然后在距離不遠的西邊菩提樹下悟道成佛。

  玄奘從大唐到印度,歷經十幾載。耗時之久,一個重要原因素在于這是他的修行之旅,全程都要“一路走,一路學”。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》記載,玄奘每經一國,必在當地遍訪名寺高僧,學習相關經典與理論,停留一年半載是時有發生之事。

  除此之外,路途遙遠、艱難險阻也是客觀原因。關于取經之路,玄奘著有《大唐西域記》一書,后世的《西游記》是以其取經事跡為原型而演繹出來的神魔小說。雖然取經之旅不像后者所寫的那樣歷經“九九八十一難”,但艱難險阻也的確非常人所能想象。

  在歷涉千難萬險后,玄奘終于抵達心中的圣地,萬千感慨之余寫下了這首詩。詩中介紹,尼蓮河水向東邊流淌,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,曾經浸沐著“金人”。

  “金人”是對釋迦牟尼的指稱,佛教傳入中國的機緣便有“金人入夢,白馬馱經”的典故,即漢明帝曾夢見“金人”,高大莊嚴,問群臣是何方神靈,有大臣告訴他那是西方的佛,于是明帝遣人入印求法。一行人在歷經萬難后取得經書,并以白馬馱之而回到洛陽。漢明帝因此設立白馬寺,作為最初的官方道場和譯場。

  玄奘感嘆,尼蓮河水浸沐釋迦牟尼,令其身心洗凈凡塵,最后由此登上“彼岸”。此處的“彼岸”一語雙關,既指釋迦牟尼在現實的尼蓮河中沐浴后登岸,也指在佛法的世界里,脫離了塵世苦海,登上了凈土。

  同時,詩中進一步追問:在釋迦牟尼開啟智慧后,又是否有人得其境界?我想,歷史上不知有多少英杰才俊、凡夫俗子,都曾心神往之,一直注目著佛陀的覺悟處。西邊的菩提樹搖曳婆娑了數千個的春秋歲月,但從不孤寂,始終會有從遠方來的人在此駐步、沉思。

 


 

  說來也巧,玄奘初到菩提樹下時,恰逢僧侶“解夏”,因此遠近相聚數千人。在佛教傳統里,僧尼于農歷四月十五日起應靜居寺院三月,謂之“結夏”;圓滿完成之日,稱為“解夏”。那時,夏季結束,秋風送爽,僧人云集于法堂,分享自己在閉門修行期間的心得體會。

  在尼蓮河當地,菩提道場無疑是僧人聚集最多的地方。于是,玄奘在此停留了八九日,與眾人一一禮拜,其間論辯,語驚四座。到了第10天,那爛陀寺派遣4位高僧大德前來迎接,玄奘便與之同去。此后,玄奘繼續在印度游歷、修行、講學,名震五竺。

  回到中國后,他拒絕了巨大的世俗誘惑,潛心翻譯經書,有力促進了中印文化的深入交流,也為反哺中華文化發展作出了貢獻。

 

  云海蕩朝日,春色任天涯

 

  中國在贈予意大利的防疫物資上,附寄的是明代李日華贈送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的詩“云海蕩朝日,春色任天涯”。這可以說是中歐文明交流史中的一幅美好畫卷,具有跨越時空的浪漫色彩。

  李日華,字君實,號九疑、竹懶等,浙江嘉興人,萬歷二十二年進士,著有《恬致堂集》等。從人生經歷來看,其為人性情淡泊,與物無爭。同時,精通書畫、文學,藏書數萬卷。《明史·文苑傳》記載,他與董其昌、王惟儉等鼎足而三,“世所稱博物君子”。

  李日華應該是在萬歷二十五年,于江西任職時結識利瑪竇。他眼中的利瑪竇,“紫髯碧眼,面色如桃花,見人膜拜如禮,人亦愛之,信其為善人也”。

  利瑪竇向李日華展示了許多“異物”,兩人還進行了“劇談”,就是天南海北的侃大山,內容涉及西方風土、政治、宗教、天文以及利瑪竇的來華經歷和將來打算,等等。

  李日華為其事跡與精神所感,便寫下《贈大西國高士利瑪竇》:云海蕩朝日,乘流弄紫霞。西來六萬里,東泛一孤槎。浮世常如寄,幽棲即是家。那堪作歸夢,春色任天涯。

  在《紫桃軒雜綴》一書中,李日華記載了自己與利瑪竇的交往以及寫作此詩的背景。書云:嘉靖年間,利瑪竇結伴10人航海漫游前來中國。一行人途經千余個邦國,航程六萬余里,耗時6年,才抵達越南,然后轉入廣東地界。到嶺南后,因不適應當地濕熱的氣候環境,同伴相繼生病離世,唯有利瑪竇得以幸免,并就地居住20余年,通曉中國語言和文字。

  在利瑪竇展示的玻璃畫屏、鵝卵沙漏、圣經經典等“異物”中,李日華對精巧的沙漏和書籍頗感興趣,并詳細記載了它們的特征:前者狀如鵝卵,但有沙含于其中,來回顛倒,可以反復漏沙,可用于計算時間;西方經典書籍則用金寶鑲刻,紙張如美人之肌。

  通過侃大山,李日華還了解到“大西國在中國西六萬里而遙,其地名歐海”,當地有犀象虎豹,人們以捕獵為生,但也有稻麥菜等種植業。同時,“文字自為一體,不知有儒道釋教,國中圣人皆秉教于天主”。

  政治方面,“國列三主,一理教化,一掌會計,一專聽斷”,即中央機構三足而立,但以“聽斷者”——教宗為首,另有負責具體教化的各級教司以及征稅官。不過,雖然教宗大權獨攬,但非世襲,須由眾人推立、由德高望重者擔任,故其人掌權時一般較為年邁,且疲于應付各種雜務,人們也不羨慕這事。這與真實歷史中的歐洲略有不同,更像是羅馬教皇國的格局。

  當然,李日華最感興趣的是大西國對天文的看法——“其言天地萬物之理與中國異,謂天有三十二層,地四面懸空,皆可住人;日大于地,地大于月,地之最高處有闕,日月行度,適當闕處則光為映蔽而食。五星高低不等,火最上,水最下,金木土參差居中,故行度周天有遲速”。

  相關看法與當時中國的主流天文學不同,但李日華聽后也未作出大驚失色、直斥荒謬的失態舉動,反而指“其言皆著圖立說,亦頗有可采處”,表現出中國士人開放性的精神與知識結構。

  李日華介紹,利瑪竇是“遠夷之得道者”,當時已50余歲,但面如年輕人,大概是西人與中國人體質特征不同以及養生有方之故。

  詩中描述,大西國與中華相隔重洋,利瑪竇面對茫茫滄海、煙波浩渺而不懼,毅然朝著朝陽所在的東方,乘風前行。一路六萬余里,孤舟一只,唯有紫霞做伴,但他志趣其中,相看兩不厭。到達中土后,物候殊象,但人生本來就是暫寄在世間(這里化用了道家思想),只要悠然安居之處,便是家鄉。因此,他從不做歸程之夢,而是融入了這個異域天涯的春色中,去過自己的人生,去修自己的道、傳自己的教。

  從李日華的記述和詩文來看,他與利瑪竇可謂一見如故。他并不認為利瑪竇所持所論是什么奇技淫巧或天方夜譚,而是以理性的態度去理解和辨析。同時,對利瑪竇的修道人生,又以道家、儒家的精神加以理解匯通。這代表了明末士人的精神及其對外在世界的理解與接納,比之清代士人的故步自封,真是判若云泥。

  總之,一首詩,一段史,一片情。中國寄給韓國、印度、意大利的詩文,恰似國際文化交流史的縮影,分別代表中華文明對東亞和南亞的影響、文明古國的互通以及中歐文明交流的源遠流長,也正好代表三個歷史時期以及三種文明形態的交匯。可以說,“人類命運共同體”其來有自。

 

 

(責任編輯:東岳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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